方国安立在河滩上，脚下踩着混着血渍的湿泥，鞋底黏着碎烂的苇叶，望着遍地狼藉的刀矛，心里已然打定了主意。
等回了杭州城，就把这些南洋长刀尽数拉去铁匠铺重熔，凭着这些足斤足两的铁料，少说能造出八千把分量扎实的朴刀，余下的边角料头还能再锻四千杆短矛。
这般一来，自家营兵也能成为有正经刀矛傍身的铁血之师，下次再面对敌军，断然不会再是那种只伤不杀的憋屈结果。
逃回运河北岸的蛮兵，此刻正横七竖八地瘫在泥泞里，浑身的伤口渗着血珠，与污泥糊作一团，疼得他们龇牙咧嘴，阵阵呻吟声混在一起，听得人心里发紧。
他们嘴里叽里呱啦地嚷着旁人听不懂的土话，看那咬牙切齿、恨声不绝的模样，说的定然不会是什么好话，怕不是把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个遍。
谢家家奴站在一旁，青布长衫的后背早被冷汗浸透，紧紧贴在身上，勾勒出嶙峋的脊背，正手忙脚乱地跟耶稣会派来的观察员解释着战局突变的缘由，嘴里的话颠三倒四，前言不搭后语，脸色更是白得像纸。
那观察员却只是不住地摇头，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疙瘩，沉冷的目光扫过满地残兵，言语间满是不加掩饰的愤慨，显然对合作方谢家这一仗的拙劣表现，已是相当不满。
说起来也确实有意思，苏州府、嘉兴府与湖州府，其实都是有守备军的，兵员大多是就地募集的营兵，只是人数相对有限，每府不过三四千的员额。
倒不是招募不到精壮青力，而是三府的上官想法差不多，都觉着南直隶地处腹地，安稳太平，根本不会有战事上门；
即便真有兵祸临头，也该是应天府京营为主导，轮不到地方守备军顶上，完全没有必要白白养着太多吃粮的兵丁，平白耗费府库里的钱粮。
常州府与镇江府的守备府军，比苏、嘉、湖三府更加不济，兵力单薄得可怜，营中兵丁稀稀拉拉，连日常操练的基本阵仗都凑不齐全。
毕竟这两府处在应天府东部大营的守御范围之内，上头有京营这棵大树遮阴，压根不用担心兵祸临门，自然犯不着耗费钱粮扩充军备，只勉强维持着基本的防务架子，聊胜于无。
而杭州府则全然不同，它隶属于浙江行都司，又直面波涛汹涌的东海，常年要防范海上匪寇的滋扰劫掠，因此不仅将府内营兵的员额尽数募集满额，还额外给下辖各县摊派了募兵任务。
绍兴、宁波、台州、金华、严州、处州、温州七府，各自都按五千员额的标准去招募青壮，意图织就一张绵密的海防网络，将海寇拦在海岸线之外。
虽说最终因为粮饷短缺的掣肘，各府都没能募齐预定的人数，但杭州府作为浙江行都司的主城，到底是实打实凑齐了八千人的编制。
这事儿的主要功劳，还得归于守备将军方国安——
这位出身水师的武官，打心底里觉着沿海海寇横行无忌，指不定哪一天就会顺着钱塘江逆流而上，攻入杭州府腹地，早早募兵整训，正是未雨绸缪的万全之策，总好过临阵磨枪、仓皇应对。
大明各省行都司，基本都核定了五万营兵的员额。
而后朝廷再根据各府疆域大小、财赋多寡酌情分配，省城作为军政核心，一般能分到八千员额；
富庶的府县油水足，员额便多些；
贫瘠之地财政拮据，员额自然就少——
毕竟营兵的粮饷器械，全要靠地方财政兜底供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