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一）
粤海西门外的“丰裕粮行”旧址，青砖院墙爬满了枯藤，门楼的匾额“丰裕粮行”四个字被风雨侵蚀得只剩轮廓，门洞里的石碾子蒙着层灰，碾盘的凹槽里嵌着些陈年的谷粒，捏碎后有股淡淡的霉味。陈晓明推开虚掩的木门，院子里的晒谷场长满了半人高的蒿草，草叶间露出个锈迹斑斑的铁秤，秤砣坠在秤杆末端，秤星早已模糊，但秤钩上的“丰”字印记依然清晰，阳光透过秤杆的缝隙，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，像串散落的铜钱。
“这铁秤邪门得很。”粮行看守人老顾正用扫帚清扫粮仓门口的蛛网，扫帚柄撞在门框上，发出“咚咚”的闷响，“上个月暴雨冲垮了东厢房，从墙根下露出这杆铁秤，当晚就梦见个穿短打的粮商，举着秤砣对我喊‘粮仓要塌了，快把粮食运走’，醒来时发现粮仓的木板被人撬开了三块，形状正好能拼成秤杆上的刻度，地上还散落着些谷壳，像是刚有人搬过粮食。”
他从粮仓的角落里拖出个麻袋，倒出里面的铁秤配件：秤杆、秤砣、秤盘，其中秤砣的底部刻着行极小的字：“民国二十七年，藏于仓底，遇饥荒则启之。”秤盘的边缘有个不起眼的缺口，正好能卡住秤杆的末端，组合起来后，秤杆的阴影在地上连成条直线，指向西厢房的方向。
陈晓明的指尖抚过铁秤，平衡之力顺着铁锈蔓延，眼前骤然浮现出火光：1938年的冬夜，丰裕粮行的掌柜顾长庚将铁秤藏进粮仓的地窖，伙计们正往密道里搬运着麻袋，袋口露出的谷粒撒在地上，顾长庚用秤砣压住地窖的石板，嘴里念叨着“这批粮食是给游击队的，绝不能让日本人抢了去”，马灯的光在粮堆上晃动，与铁秤的锈迹重叠在一起。
“这粮商是你祖父？”陈晓明指着秤钩上的“顾”字，“县志记载，民国二十七年，日军侵占粤海，丰裕粮行的掌柜顾长庚暗中为抗日游击队输送粮食，后来在与日军的周旋中失踪，粮行的账本上，最后一笔记录是‘存粮五十石，以铁秤为记，非饥民不得动’。”
老顾的扫帚突然从手中滑落，在地上扫出道深痕：“我爷爷确实叫顾长庚，”他声音发颤，“我爹说爷爷当年是‘粮帮’的头，专跟日本人作对，1938年深秋的一场大火后，粮行就没再开门，有人说他被日本人烧死了，有人说他带着粮食投奔了游击队，只有这杆铁秤，每年秋收都会被人摆在晒谷场中央，像在等什么人来称粮。”
粮仓的地面有块石板与周围的颜色不同，边缘有明显的撬动痕迹。陈晓明用铁秤的秤钩勾住石板的凹槽，用力向上一拉，石板“哗啦”一声翻开，露出个黑黢黢的地窖，一股混合着谷物与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地窖的石壁上，挂着几盏油灯，灯芯早已干枯，但灯座上的谷壳还很新鲜，显然近期有人来过。
（二）
地窖比想象中宽敞，四壁用砖石砌成，防潮的油纸还完整地贴在墙上，墙角堆着十几个麻袋，袋口的麻绳已经朽烂，露出里面的小米和高粱，虽然有些发霉，但依然能看出是当年储存的粮食。地窖的中央，有个石制的粮囤，囤底的木板可以活动，掀开后露出个通往地下的洞口，一股浓烈的泥土味涌出来。
“这是密道！”老顾举着手电筒往里照，光柱里浮动着无数细小的谷粒，“我爹说过，爷爷在粮行底下挖了条道，能通到城外的龙王庙，当年就是从这儿运粮出去的！”
密道狭窄而陡峭，仅容一人弯腰前行，墙壁上的木板还很坚固，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记号，有的像谷穗，有的像镰刀，组合起来竟与铁秤的刻度对应——一个记号代表一百斤粮食。陈晓明数着记号往前走，约摸走了五十步，前方的密道豁然开朗，变成个宽敞的石室，石室的石台上，摆着个打开的木箱，里面的账本和粮票散落一地，其中张粮票上的印章是“抗日游击队粮站”，日期是1938年10月。
“这是‘运粮图’。”陈晓明指着账本上的插画，画着铁秤放在粮囤旁，旁边的麻袋上标着数字，“1938年，日军对粤海实施粮食封锁，顾长庚发明了这种暗号，铁秤的刻度代表运粮的数量，‘谷穗’记号代表‘夜间运’，‘镰刀’记号代表‘白天运’，你看这组‘三穗两镰’的记号，对应的数量应该是‘三百斤，分两次运’。”
石室的角落里，堆着几捆油纸包，打开后是些发霉的饼子，油纸的内侧印着简易的地图，标注着从粮行到龙王庙的路线，其中“丰裕粮行”被标为“一号粮仓”，旁边用红笔写着“铁秤为钥，秤星对北斗”——是开启密道机关的口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