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7年1月20日星期一腊月十二大寒晴
大寒。
一年中最冷的日子。
早晨醒来时，天还没亮。窗玻璃上结了一层薄冰，用手指一碰，冰冷刺骨。院子里地面白茫茫的，不是雪，是霜。藤萝架的枯枝上挂满了霜花，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银光，像是披了一件水晶外衣。
六点起床，洗漱，吃早饭。母亲煮了粥，煎了鸡蛋，还特意蒸了一笼包子。
“多吃点，”她说，“考试费脑子。”
我慢慢吃着，味同嚼蜡。脑子里全是历史时间线，语文作文素材，还有那些需要背诵的概念。
父亲坐在对面看报纸，但我知道他没在看。他的目光时不时瞟向我，带着担忧，也带着期待。
六点半，推车出门。
空气冷得像刀子，割在脸上生疼。骑到晓晓家时，她已经在院门口等我了，围巾、帽子、手套全副武装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
“紧张吗？”她问。
“有点。”我说，“你呢？”
“也是。”她顿了顿，“但准备了这么久，该来的总会来。”
我们骑上车，在结霜的路上缓慢前行。车轮碾过霜花，发出细碎的咔嚓声。街道很安静，只有零星几个行人，都裹得严严实实，步履匆匆。
到学校时，天刚蒙蒙亮。校园里已经来了不少人，三三两两地站在教学楼前，或是低头看书，或是仰头深呼吸。
第三考场在三楼。我停好车，和晓晓分开。
“考完见。”她说。
“考完见。”我说。
走上三楼，走廊里很安静。学生们站在各自的考场门口，手里拿着复习资料，嘴唇轻轻动着，在做最后的记忆。
我找到第三考场，走进去。教室已经布置好了，桌椅拉开距离，桌角贴着座位号。我找到17号，坐下。
桌面上很干净，只有一支笔，一张草稿纸。我深呼吸，把笔袋放在桌角，然后闭上眼睛，在心里默背历史时间线。
七点五十，监考老师走进来。
是地理老师林牧歌。她今天穿得很正式，深蓝色的套装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。手里拿着密封的试卷袋，表情严肃。
“同学们，”她的声音很平静，“现在宣布考场纪律。”
她一条条念，声音清晰而有力。底下没有人说话，所有人都坐得笔直，眼睛盯着她手里的试卷袋。
八点整，铃声响起。
“现在发卷。”林老师说，“拿到卷子先写姓名、考号、考场号，不要急着做题。等开考铃响再动笔。”
试卷传下来。我接过自己的那份，快速扫了一眼——
《1996-1997学年度第一学期高一年级期末考试·历史》
题量很大，题型齐全：选择题、填空题、材料解析题、论述题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拿起笔，写下姓名、考号、考场号。
开考铃响了。
我翻开卷子，从第一题开始做。
选择题大多是基础知识，鸦片战争的时间、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、辛亥革命的意义……这些在复习时已经滚瓜烂熟，做起来很顺手。
填空题考细节，需要准确记忆。《南京条约》的签订时间、洋务运动的口号、新文化运动的阵地……我一一填上，笔尖在纸面上滑动，发出沙沙的轻响。
材料解析题给了三段材料，都是关于洋务运动的。需要阅读材料，提取信息，然后结合所学知识分析。
我仔细读材料，把关键句画出来，然后在草稿纸上列出要点：背景、内容、影响、局限性……
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。教室里很安静，只有翻动卷子的哗啦声，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，还有偶尔响起的、压抑的咳嗽声。
窗外的阳光渐渐亮起来，从东窗照进来，照在桌面上，把卷子照得有些反光。我侧了侧身，避开直射的光线。
十点半，我做完了最后一题。
放下笔，长舒一口气。手心里都是汗，手指因为用力过度而微微颤抖。
检查一遍姓名考号，然后开始从头检查答案。选择题再看一遍，填空题确认没有错别字，材料题的点是否齐全……
十一点，交卷铃响了。
我交上卷子，走出考场。走廊里已经挤满了人，大家都在对答案，说话声、争论声混在一起，嗡嗡作响。
“洋务运动的局限性那题，你写的什么？”
“封建性、依赖性、管理腐败……”
“对！我也是！”
我快步下楼，在楼梯口遇见晓晓。
“怎么样？”她问。
“还行。”我说，“你呢？”
“也是。”她笑了笑，“材料题有点难，但应该没问题。”
我们并肩往外走。阳光很好，照在身上暖暖的，暂时驱散了考试的紧张。
中午在食堂吃饭。我们要了米饭、白菜炖豆腐，找靠窗的位置坐下。没有人讨论考试，大家都默默地吃着，像是在积蓄下午的力气。
“下午语文，”晓晓轻声说，“作文不知道会出什么题。”
“不管出什么，”我说，“好好写就行。”
吃完饭，我们没有回教室。在操场边走了走，踩着还有些湿滑的路面，听着脚下咯吱咯吱的响声。
一点半，回到考场。
下午考语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