漕运总督衙门的账房设在西侧偏院，与前堂的雕梁画栋不同，这里只有三间青砖砌成的大屋，院墙爬满枯藤，门楣上无半分装饰，唯有两扇斑驳的木门，推开时发出“吱呀”的朽响，仿佛不堪重负。
踏入屋中，最先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混杂的异味——陈年纸张受潮发霉的酸腐气，磨墨日久留下的焦苦味，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腥臊鼠尿味，那是常年无人彻底清理，老鼠在账册堆里打洞做窝留下的痕迹。三间屋子无一例外，都被账册堆得满满当当，从地面一直垒到房梁，如一座座巍峨的纸山，层层叠叠的账册边缘泛黄发脆，有的甚至粘连在一起，稍一触碰便簌簌掉渣。阳光从窗棂的缝隙中钻进来，照见空中浮动的灰尘，如同漫天飞雪，落在账册上，又积起薄薄一层，显见得这里的账册，大多是被束之高阁的摆设。
赵宸抬手挥开面前的灰尘，回头对身后的周准沉声道：“你守在门外，任何人不得靠近，也不得随意入内。”周准躬身领命，反手关上木门，身形如松般立在门口，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偏院的每一个角落，将所有窥探的目光都隔绝在外。
赵宸这才转身，示意孙文礼和账房主事随他入内。账房主事是个六十多岁的老者，姓林，身形微胖，脸上总是堆着谄媚的笑，此刻却笑得比哭还难看，额角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，浸湿了衣领。他一路小跑着，从最里侧的纸山中搬出三大摞账册，每摞都有半人高，搬放时动作稍大，便有灰尘扑簌簌落下，呛得他连连咳嗽。
“王爷，这就是弘昌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的漕运总账，按年份分好的，每一笔收支、每一趟漕运都记录在案。”林主事弓着腰，小心翼翼地禀报，眼神却不敢与赵宸对视，只一个劲地用袖子擦着汗。
孙文礼站在一旁，手心也沁出了汗，目光在那些账册上扫过，心中暗自祈祷：这些账册都是周师爷精心打理过的，表面上挑不出半点毛病，靖安王就算再厉害，也未必能看出端倪。
赵宸却未言语，只是缓步走到桌前，随手拿起弘昌二十二年的总账，缓缓翻开。书页因年代久远而变得僵硬，翻动时发出“哗啦哗啦”的声响，纸页上的蝇头小楷写得极为工整，一笔一划规规矩矩，条目更是列得清晰明了：某年某月某日，第几号漕船，自何处起运，载粮多少石，途经哪些关卡，缴纳多少厘金，何时抵达京城，经手人是谁，押运官是谁，甚至连船工的人数都一一标注，最后还有经手人的签名画押，红泥印章盖得方方正正，看起来天衣无缝，挑不出半点错处。
可赵宸前世乃是现代审计署的精英，经手的账目不计其数，什么样的假账、烂账没见过？这种表面上完美无缺的账本，在他眼中，正是最典型的“合规性腐败”——数字看似严丝合缝，逻辑却经不起细细推敲，就像一件绣得华丽的锦袍，里面却藏着破洞。
他的目光快速扫过账页，指尖在纸面上轻轻划过，如同手术刀般精准地剖析着每一个数字、每一条记录。屋外的蝉鸣声声，屋内却静得落针可闻，唯有账册翻动的声响，还有孙文礼和林主事略显急促的呼吸声。
不过半盏茶的工夫，赵宸的指尖便停在了一行字上，目光骤然变冷，抬眼看向孙文礼，声音平静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压：“弘昌二十二年四月，三百艘漕船自扬州起运，载粮三十万石，账上记载七月抵京，耗时整整三月。本王记得，弘昌二十二年运河畅通，既无洪涝水患，也无战乱阻路，按漕运的正常航程，扬州至京城，顺水而行，最多两月便可抵达，为何这批粮船却多走了一个月？”
孙文礼心头猛地一紧，如同被人揪住了心脏，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几分，他强装镇定，躬身道：“王爷明察，那年春夏之交江南多雨，运河水位时涨时落，行船格外谨慎，故而稍慢了些，也是情理之中。”
“情理之中？”赵宸冷笑一声，随手翻到账册的另一页，指尖点在一行记录上，“同月，杭州有二百艘漕船起运，载粮二十万石，杭州距京城比扬州远了足足二百里，按孙大人所说，那年多雨行船慢，可这批船，同样是七月抵京。远路的船与近路的船，同时出发，同时到达，孙大人倒是说说，这是什么情理？”
一连串的质问，如同重锤般砸在孙文礼的心上，他张了张嘴，想要辩解，却发现喉咙干涩，竟一个字也说不出来，只能讷讷地站在原地，额角的冷汗越渗越多，顺着下巴滴落在衣襟上，晕开一片湿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