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四点，沈墨把那份三百页的调查报告烧了。
火苗在阳台的不锈钢盆里跳动，纸页蜷曲成灰。许半夏穿着睡衣站在他身后，手轻轻放在他肩上：“你确定要这样？”
“不确定。”沈墨盯着最后一页化为灰烬，“但我不能拿孩子的命赌。”
火光映在他脸上，忽明忽暗。那份报告他看了三遍，真凶的名字已经刻在脑子里——一个他见过三次、握过手、甚至还请教过问题的人。那人现在的位置，只需要一个电话，就能让沈墨所有的努力化为乌有。
“我们可以报警。”许半夏说。
“报警抓谁？”沈墨苦笑，“抓一个连中纪委都动不了的人？证据呢？就凭这份来历不明的报告？”
许半夏沉默了。她是律师，知道司法有边界，权力有禁区。
“那接下来怎么办？”
“等。”沈墨站起来，用脚踩灭火星，“等一个机会。”
他回到书房，打开电脑。国家发改委的加密邮件已经发来，标题是：“关于委托永川省开展营商环境优化试点工作的函”。
附件是厚厚的实施方案草案，要求一个月内提交“三年计划”。而牵头人那一栏，明明白白写着：“建议由永川省发改委副主任沈墨同志负责”。
这是机遇，也是陷阱——营商环境优化，意味着要动审批权、动收费权、动无数部门的蛋糕。那些被触及利益的人，会用各种手段反扑。
手机震动，是那个加密号码发来的新短信：
“聪明的选择。作为回报，告诉你一个秘密——营商环境计划里，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第七项‘敏感技术领域’，是我们家族最后的目标。别碰，你孩子平安出生。”
沈墨盯着屏幕。原来如此。罗斯柴尔德家族要的不是钱，是要通过放宽准入，把触手伸进中国的核心科技领域。
他回复：“如果我不碰呢？”
对方秒回：“那你父亲的清白，三个月后给你。我们说到做到。”
交易。用国家利益换个人恩怨。
沈墨放下手机，看向窗外渐亮的天色。父亲临终前的脸浮现在眼前——那个永远挺直脊梁的男人，在跳楼前最后一句话是：“告诉小墨，好好读书，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。”
他做到了前半句，现在却要做不到后半句了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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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午九点，省委专项工作会议。
椭圆会议桌边坐了二十多人，来自全省二十三个厅局的一把手。沈墨走进会议室时，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——有好奇，有审视，也有不加掩饰的敌意。
“沈主任年轻有为啊。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率先开口，语气听不出褒贬，“营商环境这块硬骨头，我们啃了这么多年都没啃动，沈主任一来就要搞三年计划，有魄力。”
“不是我要搞，是中央要求搞。”沈墨把文件放在桌上，“国家发改委的试点函大家都看到了。永川如果做好了，就是全国的标杆；做不好……”
他没说完，但意思很清楚。
“那沈主任具体想怎么搞？”省财政厅副厅长推了推眼镜，“精简审批？降低税费？这些我们都在做，但效果有限。”
沈墨打开投影仪：“我的想法是——从根源上解决问题。不是‘优化’现有流程，是‘重构’一套新流程。”
大屏幕上弹出两张对比图。
左边是现在的企业开办流程图：涉及八个部门，二十三个环节，平均耗时二十八天。右边是沈墨设计的方案：一个窗口受理，后台并联审批，五个工作日办结。
“不可能！”省住建厅的人站起来，“消防、环保、规划这些审批，都需要现场勘察，五天怎么够？”
“所以我建议，”沈墨调出第二张图，“建立‘信用承诺制’。对信用良好的企业，允许先承诺后核查。如果事后发现虚假承诺，列入黑名单，终身禁入。”
会议室炸了。
“这是纵容！”
“会出大事的！”
“沈主任，你太理想化了！”
沈墨等他们吵完，才缓缓开口：“各位，永川省的企业注销率，连续三年全国第一。为什么？不是企业不想干，是干不下去了。办个证跑断腿，找个部门踢皮球，这种环境，谁愿意投资？”
他调出数据：“过去五年，永川流失到外省的企业投资，累计三千七百亿。如果我们能把营商环境做到全国前十，这些投资会回来一半。”
“数据谁都能编。”有人冷笑。
“那这个呢？”沈墨播放一段视频。画面里，一个白发苍苍的企业家对着镜头哭诉：“我在永川干了三十年，最后被一个消防审批卡了八个月，厂子黄了，三百个工人失业……”
视频结束。
“这位是永川老字号‘光华机械’的创始人，上周企业正式注销。”沈墨环视全场，“他走的时候说：不是我不想留，是这里留不住我。”
会议室安静了。
“所以，”沈墨提高声音，“这个三年计划，不是我要做，是我们必须做。不是为了政绩，是为了那些在永川这片土地上想干事、能干事的人。”
他调出计划草案的最后一页：“我已经草拟了第一批改革清单，涉及十七个部门的八十三项权力。今天会议，就是请大家——签字确认。”
文件传阅。第一个签字的是省商务厅厅长，他写完名字，说了一句：“沈主任，我儿子在国外学金融，去年想回国创业，问我流程。我查了半天，自己都没搞明白。这事，该改。”
有第一个就有第二个。
当文件传到省公安厅代表面前时，他犹豫了：“我们有些审批涉及国家安全……”
“所以清单里排除了涉密领域。”沈墨说，“改革不是不要监管，是要更精准的监管。把有限的力量，用在真正需要管的地方。”
二十三个人，最终有十九个签了字。剩下的四个，说需要“回去研究”。
散会后，沈墨在走廊被叫住。是省财政厅副厅长，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。
“沈主任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”
“您说。”
“你动的这些权力，背后都有利益集团。”副厅长压低声音，“我听说，已经有人放话，要让你‘干不满三个月’。你……小心点。”
沈墨点头：“谢谢提醒。”
“另外，”副厅长顿了顿，“你父亲的事，我听说过一些。如果需要帮忙，可以找我。我……欠他一个人情。”
沈墨愣住：“您认识我父亲？”
“1979年，玉泉水库建设指挥部。”副厅长回忆，“我是财务科的办事员，你父亲是技术负责人。有一次工程款被挪用，是你父亲顶着压力，逼着上面把款追回来的。他说了一句话，我记到现在——‘工程款是老百姓的血汗钱，一分都不能少。’”
他拍拍沈墨的肩：“你很像他。但有时候，太像了……也不是好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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