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日子，傅南洲保持着稳定的节奏。
隔几天上一次山，采药、打猎、巡查。
上山的路他已经摸熟了，哪条路好走，哪条路隐蔽，哪条路能看到什么人，心里都有数。
每次上山，他都会刻意避开方总可能出现的时间和路线。
不是怕他，是不想打草惊蛇。
草药采回来，要清洗、晾晒、切片、炮制，每一步都有讲究。
傅南洲前世虽然是西医，但穿越前的那几年，他在急诊科见过太多中医治好的病例，对中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私下里看了不少书。
后来抽到万象卡牌，又陆续得到了《赤脚医生手册》《本草纲目》和针灸铜人，理论和实践都有了依托。
他把采回来的草药分门别类地处理好。
“金银花和连翘配在一起，是治疗风热感冒的好药。”
“柴胡和黄岑配伍，可以和解少阳，治疗寒热往来。”
“丹参和川芎一起用，活血化瘀，通经止痛。”
他把这些药材按方子配好，有的打成粉末，有的熬成膏滋，有的搓成药丸。
药丸最费功夫。
要先把药材烘干，用石臼捣成细粉，过筛，然后用炼蜜调匀，搓成大小均匀的药丸，再阴干。
一批药丸做下来，少说也要两三天。
但药丸的好处是方便。
村民来看病，对症给几丸，用纸包好，交代一日几次、一次几丸，病人拿回去就能吃，不用自己煎药，省事多了。
陈建国每天晚上来帮忙，劈柴、挑水、打扫院子，活干完了就在院子里坐一会儿，看看书，和傅南洲说几句话。
傅南洲搓药丸的时候，陈建国就在旁边帮忙打下手，把烘干的药材递过来，把搓好的药丸摆到笸箩里晾着。
他干活仔细，从不毛手毛脚，也不会多嘴多舌地问东问西。
傅南洲对他的信任与日俱增。
“这些药丸是给谁准备的？”陈建国有一天问。
“一部分给村里人。”傅南洲把搓好的药丸整齐地码在笸箩里，“一部分给我大姐和二姐寄过去。”
“你大姐二姐在哪儿？”
“大姐在海边，姐夫是当兵的。二姐在苏城，姐夫也是当兵的。”
陈建国点了点头，没再多问。
但他注意到，傅南洲准备的药丸种类很多，有治感冒发烧的，有治咳嗽气喘的，有治消化不良的，还有治跌打损伤的外用药膏。
每一种都配了充足的量，不是只给一个人用的量。
“你这是打算把她们几年的药都备齐了？”陈建国难得开了句玩笑。
傅南洲笑了笑：“有备无患。”
他当然不会告诉陈建国，随身空间是最好的仓库，恒温恒湿，不会变质，不会虫蛀，放进去的东西十年八年都不会坏。
趁着现在有时间、有药材，多做点存着，以后什么时候用都不怕。
再说，大姐那边在海边，海风大，湿气重，容易得风湿；
二姐那边在苏城，水土不服，容易闹肚子。
这些都是常见病，提前备好药，省得她们到时候手忙脚乱。
除了做药，傅南洲还在院子里开辟了一小块地，种了些常见的草药。
金银花种在院墙边上，让它爬墙。
紫苏种在屋檐下，随用随采。
薄荷种在水缸旁边，浇水的时候顺便浇一下，长得郁郁葱葱。
他还从空间里移了几棵人参苗出来，种在院子最阴凉的角落。
人参喜阴怕晒，他把它们种在老槐树的树荫下，用竹篾搭了个小棚子，遮住正午的强光。
每天用灵泉水浇一次，长势喜人。
陈建国第一次看到人参苗的时候，愣了一下，但很快移开了目光，什么都没问。
傅南洲越来越觉得，陈建国这个人，是真的懂事。
该知道的事情，他会记住；不该知道的，他连看都不多看一眼。
这种分寸感，不是人人都有的。
张明远在红星大队待了半个月后，终于接受了现实。
不接受不行。
他兜里的钱快花光了，粮票也所剩无几。
他之前带来的钱，已经花的差不多了，剩下的，勉强够他撑到下个月。
他要是再不下地干活赚工分，别说吃肉吃细粮了，连粗粮饼子都快吃不上了。
下地干活的第一天，张明远哭了。
不是嚎啕大哭，是那种无声的、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的哭。
他蹲在地头，锄头扔在一边，双手捂着脸，肩膀一抖一抖的。
旁边的老社员看了一眼，叹了口气，没说什么，把自己的草帽摘下来放在他头上。
六月的太阳毒得很，晒得人头皮发麻。
张明远哭了一会儿，擦了擦眼泪，捡起锄头，继续干活。
从那天起，他变了。
不再抱怨，不再喊累，不再指望有人来帮他。
因为这些没用，他尝试过，但没有任何用处，没有人会帮他。
傅南洲就更不可能。
他的白衬衫换成了灰色的旧工装，皮鞋换成了黄胶鞋，头发不再梳得整整齐齐，乱糟糟地耷拉在额前。
他的眼神也变了。
之前是茫然、恐惧、不知所措，现在变成了一种阴郁的、压抑的沉默。
他看人的时候不再躲闪，但那种目光让人不舒服，像是在说，“你们欠我的，总有一天要还。”
知青点的人都不太愿意跟他说话。
新知青觉得他阴森，老知青觉得他矫情，林晓燕干脆搬到了另一间屋子，离他远远的。
只有宋玉兰还偶尔跟他说话。
送两个窝窝头啦，帮他洗一件衣服啦，上工的路上并肩走一段啦。
不冷不热，不远不近。
像是在投资，不知道这只股票会不会涨，但先投一点，亏了也不心疼，赚了就是白捡的。
孙建国看在眼里，气在心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