许半夏踩下油门的瞬间就知道，这是她这辈子最疯狂的决定。
副驾驶座上扔着秦衡给的那个U盘，笔记本电脑开着，屏幕上滚动着二十七个人的罪证。后视镜里，省城的灯火快速远去，黑暗的山路像巨兽的喉咙，将她吞向玉泉水库。
她不是去救小雨的——沈墨已经发来加密信息：“女儿安全，勿去。”但她必须去。因为U盘里有个隐藏文件夹，密码提示是：“沈墨不知道的事”。
她输入了沈墨父亲的忌日。
文件夹打开了。里面不是文字，是一段视频，拍摄时间：三天前。
画面里，秦衡躺在病床上，脸色枯槁，但眼睛亮得吓人。他对着镜头说：
“许律师，如果你看到这段视频，说明沈墨已经拿到名单了。但有件事我没告诉他——名单上第二十七个人，不是‘沉睡者’，是‘清道夫’。”
镜头拉近，秦衡手里拿着一张照片。
照片上是年轻的沈墨，在清华图书馆里埋头苦读。旁边坐着另一个学生，正在偷拍他的笔记。
“这个人叫陈浩，沈墨的大学室友，现在的身份是香港某投行高管。”秦衡咳嗽着，“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中国最早的‘种子’，任务只有一个：盯着沈墨。二十年了。”
视频结束。
许半夏猛打方向盘，车在盘山路上划出刺耳的摩擦声。她想起沈墨说过，陈浩是他唯一还联系的大学同学，每次去香港都会见面。去年沈墨资金最困难时，陈浩还主动提出可以“借”他五百万，被他婉拒。
原来那不是友情，是投资。
手机震动，是顾晓梦。
“半夏！你在哪？”顾晓梦的声音带着哭腔，“我刚破解了医院通风系统的后台日志——毒气攻击计划是假的！真正的计划是……”
“是什么？”
“是声波武器。”顾晓梦调出数据，“他们改造了儿科楼层的中央空调风机，今晚八点启动时，会发出特定频率的次声波。成年人只会感到头晕，但儿童……特别是心脏不好的儿童，会诱发严重心律失常。”
许半夏的手在发抖：“能阻止吗？”
“赵书记已经下令切断整个医院的中央空调系统。但问题是——”顾晓梦顿了顿，“省城十七家大型医院的后台系统，过去半年都被同一个IP地址入侵过。他们可能准备了十七套方案。”
十七家医院。
成千上万的儿童。
许半夏感觉呼吸困难。她看了眼导航：距离玉泉水库还有四十分钟。
“晓梦，帮我查个人。陈浩，沈墨的大学同学，现在在香港。”
键盘敲击声传来。十秒后，顾晓梦倒吸一口凉气：“他……他昨天入境了。航班记录显示他从香港飞北京，然后转机到永川。现在人就在……”
“在哪？”
“玉泉县！”顾晓梦尖叫，“他入住的酒店距离水库只有三公里！半夏，别去！那是陷阱！”
但已经晚了。
车灯照亮前方路牌：玉泉水库，2k。
许半夏挂断电话，从手套箱里摸出一把裁纸刀——这是她唯一的武器。然后她拿起那个U盘，插进车载播放器。
秦衡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这次是音频补充：
“还有件事。沈墨父亲藏的证据，不止在水库闸门里。他在玉泉县买了三处房产，都是用化名登记的。其中一处的钥匙……我放在了U盘盒的夹层里。”
许半夏掰开U盘塑料盒，一片黄铜钥匙掉了出来。
钥匙上刻着地址：玉泉县老城区解放路17号。
那是水库的反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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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时间，省人民医院指挥部。
沈墨盯着大屏幕上十七家医院的平面图，耳边是各点位负责人的汇报：
“一院系统已切断！”
“三院备用发电机被破坏，正在抢修！”
“五院发现可疑人员，已控制！”
姜云帆冲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份刚打印的航班记录：“查到了！陈浩，昨天到的永川。但更可怕的是——他入境时用的护照，显示他一周前刚从以色列回来。而以色列那家公司，是声波武器的全球主要供应商。”
沈墨接过记录。陈浩的行程密集得可怕：香港-以色列-北京-永川。每个地点停留不超过四十八小时。
“他在永川见了谁？”
“监控显示他昨天下午去了省委招待所。”姜云帆调出画面，“但不是见朱凯，是见……周为民书记。”
画面里，陈浩和周为民在招待所咖啡厅角落低声交谈。周为民递给他一个文件袋，陈浩检查后点头，两人握手。
“文件袋里是什么？”沈墨问。
“不清楚。但十分钟后，陈浩去了县邮政局，寄出了一个国际快递。”姜云帆调出寄件单，“收件地址是瑞士苏黎世某银行保险柜。物品申报写的是‘私人文件’。”
沈墨明白了。周为民在交“投名状”——把某些能威胁到更高层级的证据，通过陈浩转移出境。这样即使他在国内出事，境外还有人握着他的把柄，能保护他的家人。
老书记最终还是选择了这条路。
“抓人吗？”姜云帆问。
“不。”沈墨摇头，“让他寄。通知海关，快递出境时做X光扫描，留存影像。然后……让它顺利寄到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收件人那边，国安早就布控了。”沈墨看了眼时间，“现在重要的是医院。十七套系统，我们切断了几套？”
“十二套。剩下五家是民营医院，不肯配合，说要走法律程序。”
沈墨抓起外套：“那就亲自去。姜云帆，你留在这里指挥。我去会会那几位院长。”
“太危险了！万一……”
“没有万一。”沈墨走向门口，“告诉他们——今晚八点前不断电，明天纪委就进驻查账。这些民营医院，哪个经得起查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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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上七点十分，玉泉县老城区。
解放路17号是一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红砖楼，墙皮剥落，楼道里堆满杂物。许半夏用钥匙打开201室的门时，灰尘扑面而来。
屋子很小，一室一厅，家具都用白布罩着。她掀开客厅桌子的罩布，
笔记本的封面上，都是同一个名字：沈建国。
她翻开第一本。日期从1985年1月1日开始，是水库开工前的工作日志。字迹工整，记录详细，甚至包括每天的气温、湿度、材料进场数量。
翻到1986年8月，记录开始出现异常：
“8月3日，周指挥要求钢筋降标，拒。晚，接匿名电话，威胁家人。”
“8月7日，儿子沈墨收到清华保送初审通过通知。周指挥说‘可以帮忙’。”
“8月15日，发现3号闸门钢筋被偷换。拍照存证，藏于闸门夹层。”
最后一页，1987年3月14日，事故前一天：
“所有证据已整理完毕，分存三处：闸门、此屋、岳川处。若我出事，望后人得见天日。唯憾不能见小墨长大成人。父字。”
许半夏的眼泪滴在泛黄的纸页上。
她继续翻找。在卧室床板下的暗格里，找到了第二个铁盒。里面是几十张照片——周振国和不同人物的合影，有的在酒桌上，有的在高尔夫球场，有的甚至在境外赌场。
每张照片背面都标注了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。最早的一张是1978年，周振国和某个大人物的合影，背面写着：“赴港招商结识，此后多有往来。”
她一张张看过去，手指突然停住。
其中一张照片上，周振国身边站着个年轻人，二十出头，戴着眼镜，笑容腼腆。
照片背面写着：“1982年，朱凯来访，称其父与周为旧识。此子聪慧，可栽培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