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看完了，我坐在椅子上，很久没有说话。窗外的天还是灰蒙蒙的，像是要下雪，又像是下不了。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涌动，复杂而又清晰。
姜玉凤想通了，心无旁骛地学理科——这条路不是她最想选的，但她决定要把它走成最好的路。高旭红准备学理，目标北理工计算机——分手后的痛，转化成了前进的动力。秦梦瑶在重理轻文的环境里坚持喜欢文科，欧阳俊华在异地坚持着感情……
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处境里，做出选择，然后承担，然后前进。
我想起父亲的话——“选一条不后悔的路”。姜玉凤的路，可能不是她最想选的，但她决定不后悔，要把它走成最好的路。高旭红也是，从文科转理科，是痛定思痛后的选择，他要证明自己，要走出一条新的路。
而我们呢？我们要选的路，是自己想选的，是能自己决定的。这种自由，这种权利，应该珍惜，应该用好。
我收起信，重新坐回书桌前。翻开政治笔记本，在扉页上，又加了一行字：
选定了，就努力把它走成最好的路
然后继续整理。政治整理完，是历史。《中国近现代史》上册，“新文化运动”和“五四运动”是重点。我把时间线重新画了一遍，把事件、人物、影响一一对应。那些黑白的历史照片在笔记本上排列，像是时间的切片，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变迁。
整理到“五四运动”时，我忽然想起沈铭泽老师的话——“那一代年轻人，为了国家的未来，走上街头，发出自己的声音。”
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呢？我们不需要走上街头，但我们也在发出自己的声音——通过选择，通过努力，通过争取自己想要的未来。
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吧。1996年，香港回归前夕，中国在变，世界在变，我们也在变。但有些东西没变——对未来的期待，对梦想的坚持，对选择的认真。
中午吃饭时，母亲做了红烧肉。肉炖得很烂，入口即化，酱汁浓郁，拌饭吃特别香。但我吃得有些心不在焉，脑子里还在想那封信，想那些远方朋友的选择。
“想什么呢？”父亲问。
“在想选择。”我说，“有些人能自己选，有些人不能。但不管能不能自己选，都要把选定的路走好。”
父亲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这就叫担当。选文科也好，选理科也好，被安排也好，自己决定也好——选定了，就担当起来。走得好，是自己的本事；走得不好，也是自己的责任。”
“那如果选的路不适合呢？”我问。
“没有天生的适合。”父亲摇头，“只有后天的努力。你觉得适合的路，不努力也走不好；你觉得不适合的路，拼命走也许能走通。关键不是适合不适合，是想不想走，肯不肯拼。”
我听着，心里忽然亮堂了一些。是啊，没有天生的适合。姜玉凤选理科，也许不适合，但她决定拼命走，也许能走通。高旭红从文科转理科，是无奈之举，但他肯拼命学，也许能闯出一片天。
而我们，选了文科，选了郑大，选了彼此。这条路，是我们想走的，是我们喜欢的。那就好好走，拼命走，走到最后，看看到底能走到哪里。
吃完饭，回到房间继续整理。下午整理英语和地理。英语的语法点很多，时态、语态、从句......我把易混的点都列出来，做了对比表格。地理的气候类型、地质构造、水文特征......我把图表都复印了一份，贴在墙上，方便随时看。
整理到傍晚时，天完全黑了。我打开台灯，昏黄的光晕铺满书桌。那些笔记本、参考书、卷子在灯光下堆成小山，像是这一学期所有的积累，所有的努力。
我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窗外，路灯亮起来了，橘黄的光晕照在湿漉漉的路面上，把一切都染上了温暖的色调。远处的南山在夜色里只剩下模糊的轮廓，像是一道沉默的屏障，守护着这片土地。
回到书桌前，我翻开日记本。钢笔在纸面上滑动，写下今天的日期，写下“终极梳理”，写下张晓辉的信，写下父亲的话，写下“选定了，就努力把它走成最好的路”。
然后合上日记本。所有的梳理都做完了，所有的知识都过了一遍。心里有些空，也有些满。空的是压力暂时释放了，满的是知识装进了脑子，还有那些关于选择、关于担当、关于拼搏的思考。
窗外的风起了，带着冬天的寒意。但房间里很暖，台灯的光晕很暖，心里的信念也很暖。
明天，1996年12月30日，是高一下学期前的最后一天上课。后天，1996年12月31日，是迎接1997年的全校联欢会。然后，就是期末考试，就是文理分科，就是新的开始。
路在脚下，选择在手，未来在前。
我们要做的，就是选定了，然后努力把它走成最好的路。
1996年12月29日，星期日，冬月二十。
阴。
终极梳理完成，远方来信收到。
而有些道理，在朋友的选择里，在父亲的点拨里，在“选定了，就努力把它走成最好的路”的领悟里，变得越来越清晰。
下章预告：高一（1）班举行最后一次班级联欢会，感人泪下，盛老师哽咽着领唱《驼铃》，全班同学抱在一起痛哭。